摘要：[22] 引自郭沂：《性自命出校释》，《管子学刊》2014年第4期。 ...
关于情与志的关系，古人多有论及，如《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相应地，在工夫论(应然)层面，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则甚不以为然：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在荀子，君子苟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吾人自当孜孜不倦于在己之修身进德，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至于在天之境遇遭际则非自我主体性努力所能移易，正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达观就好。
太史公有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在这里，儒家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义务论立场。就其作为吾人不得不面对的存在而言，人主的确可谓一种命定的物件，就连庄子都说：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它关切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基于儒家一贯的尚贤精神，荀子尽管不否定社会等级本身的合理性，但明确要求社会等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要求根据个体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德才而不是先天的血统来确定其所属的社会等级。
较之仁，礼无疑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公共性和可操作性。殊不知，福莫大于无过正是对《易》义的发明。这种张力进一步发展为两种认识论倾向和两种治学路径的长久争论。
四科以文为后，自本而末。言为人弟与子者，入事父兄则当孝与弟也，出事公卿则当忠与顺也。而好学的关键是学会中庸之道，守中不偏，就不会流于弊害。德缘志道而得，而特进以据之功，斯所服膺者不失也。
若徒学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则为言非行伪也。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此四子，为德行之选也……《毛诗·定之方中传》：‘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工具理性占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日渐失落，两者关系的扭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危机的根源之一。邢昺把勇解释为果敢，但如果不好学不明大义，就可能成为乱臣贼子。
儒家学的范围很广，但无不以致道为指向，所走的无非是一条下学上达、由学致道、成就圣贤人格的道路。德行方面行有余力，再学习先王遗留下来的五经六籍。皇侃疏：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盛也。夫开来继往，非文不传，黼黻皇猷，非文不著。
不遗者，言体道之本费也。德者得也，得道也，道体现在人身上就是德，德是人的一切行为的依据，所以要据于德。
这就是说，《论语》是孔子与学生或其他人随时随地问答之体，不同情境，教亦多方，不能僵化地理解。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
结合前贤的注疏，可以概括地说，本章是儒家思想的纲要，不仅强调志道、据德、依仁的道德理想追求，更重视游艺的日常生活实践。这五句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尊德性而道问学是领题句，后四句是对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拓展，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是尊德性的展开，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是道问学的展开。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盖文章可得而闻者，子夏无不传之。故以文发其蒙，行以积其德，忠以立其节，信以全其终也。三、余论 《论语》关于德行与学问关系的讨论，为后来《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说埋下了伏笔。
儒家强调志道、据德、依仁的道德理想追求，也重视游艺的日常生活实践。外能如此，在亲可知也。
朱熹《论语集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君子义之与比，故见有仁德者而亲之也。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正如王应麟所言：四教以文为先，自博而约。
唯学者能裁其中，若不学而施，施必失所，是与愚人同，故其蔽塞在于愚也。故前分四支，相承立义，而后以先后、轻重分两法，此《集注》之精，得诸躬行自证而密疏之，非但从文字觅针线也。志道、据德、依仁，有先后而无轻重。邢昺也明确地指出本章的意思是德行为本，学问为末。
云有养，则养之以据德，养之以依仁，为据德、依仁之所资养也。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
然后朱熹说：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
这就是说，四科从重要性上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但实践顺序则是文学--政事--言语--德行，这就是成圣的奥妙。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与教弟子先行后学文不同。
何晏《论语集解》：志，慕也。仁缘据德而性足用，而进以依之功，则用可常而欲不行也。道、德、仁、艺四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立体的层级关系。言语科次之者，《易》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不可为典要，此则非政法所拘焉。
自后世专重‘文学，上以此律下，下以此应上。咸知藉此梯荣，谁知道德为重？或偶语及，便目为迂，根本由此坏矣。
就是说，为学要先立本，本立而道生，其学才是为己之学。王船山就朱熹注发挥云：《集注》云：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其后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门人。
